非典型「家園」─社會排除下,障礙者如何「共生」?

2020-08-03, 週一 11:59

社會排除下,障礙者如何「共生」?

作者:周上智(台北大學社會學碩士)

「街賣」,是一種在特屬於都市街頭的行業,販售日用品、點心,甚至雜誌的流動攤販,多由「老、殘、窮」等的弱勢人口從事,並被詬病是在販售「愛心」和「同情」,從中遠超過市價的定價中賺取豐厚利潤。

2016年,一個以障礙者為主的街賣團體主動曝光於媒體螢光幕前,正式立案為「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」(以下簡稱新巨輪)。協會理事長阿宗稱呼他們這種障礙者互助的生活形式為「共生家園」。2018年五月,新巨輪卻遭人檢舉在鐵皮工廠中違法居住。面臨被拆遷,新北市政府要求他們離開十五年來胼手胝足打造的「家園」。

(周上智說明:「共生家園」一詞,並不是由我提出,而是共生家園成員他們採用的詞。這些成員在媒體訪問的時候,稱他們的群體為「共生家族」,後來才改用「共生家園」。)

這個匯集「老、殘、窮」弱勢團體的遭遇,迅速佔據媒體版面。在多方行動者的聲援下,新巨輪的命運暫時以緩拆落幕。新巨輪後來跟相關部門的安置媒合失敗,無法協調出兩方滿意的方法;2020年一月,新巨輪已默默地搬離了當初的據點。不過,筆者的碩士論文以「共生」為題,在當時仍未拆除的鐵皮工廠中進行參與觀察和訪談,探討位處社會邊緣的障礙者們如何「共生」。

 初入田野的諸多疑問中,我心中最好奇的問題,就是這個自稱「共生家園」實際上如何運作。這個家園真的是一個家嗎?這個家如何維持,如何持續再生產?因為對「家」的好奇,我很快提出下個疑問,「什麼才是家?」。主流的傳統社會中,家必須由血緣親族元素構成,必須擁有生產(繁衍)與再生產的重要功能。但共生家園的組成卻是由「社會排除」——特定群體面對的長期失業或就業不穩定,不只造成經濟狀況上的貧窮和匱乏,還延伸到社會參與面向的剝奪——及「身心障礙」互相交織而成。非典型家園的生產與再生產,是為了維繫整體的續存。家園的心臟是街賣工作;家園的血肉是成員間的個人情感連結。

「共生家園」如何運作?

「家園」主要資金來源,是街賣工作得到的收入:家園將貨品直接交與成員出外銷售,回來時再清點貨品的數量和當日業績。每賣出一包、收回的一百元中,五十元當作成員自己的收入,另外五十元交給「家園」,支應日常的支出。成員除了使用電動輪椅的固定維修費用外,無需再繳交其他費用。貨品、水電、網路Wi-Fi、房租等等,以及負責維護環境、包裝商品、和開車接送等非街賣的雜工收入,都是由「家園」收下的每包五十元支付。值得一提的是,擔任雜工的人,身體能力比街賣者更好;這些人因為種種原因,無法找到其他工作,便被找進來家園,擔任輔助街賣者的角色。

有求必應、使命必達的老田

共生家園成員之一,「老田(化名)」,左手先天比較無力,右手無名指過去因做工時被機器壓扁只剩下兩節,領有身障手冊,但仍不至於失業。在一場車禍過後,老田變得記不住事情,工作也開始時有時無。在新巨輪理事長阿宗的邀約下,老田到了新巨輪做包裝。一做,便是15年。老田一早就會坐在工廠門口旁包裝商品,全年無休。放假沒出去工作的成員有需要,都會到老田旁邊吩咐,讓他跑腿到隔壁的雜貨店買菸、酒、便當、零食及衛生紙等等日常用品,或到巷口的洗衣店烘洗衣服,維持成員個人房間的衛生。老田有時候騎著四輪機車,載成員到亞東醫院看診。老田的薪水一天就是固定在千元,全年無休,除非颱風天、大豪雨,阿宗便會要全體成員都放上一天的假。

除了老田,家園中還有兩位負責不同工作,但同樣協助打點日常生活的雜工。他們扮演著維持共生家園內「再生產」功能的角色。所以「共生」便是在這樣互相依賴、支持的生活邏輯下浮現。一直作為團體領導人的阿宗,在他有意打造的公共空間中,置入了具有具有家庭意象的電視機、餐桌、煙灰缸、瓦斯爐及冰箱等等傢俱。不在室內抽菸的軟性規定,以及室內空間狹小的物理限制,使成員從各自的世界「走出來」,走進這個社交空間跟其他人交陪,分享街賣中遇到的友善與冷漠、人生的瀟灑與落魄。

餐桌上的陪伴如何打造「安穩」

每日早晚,成員們都在餐桌上彼此分享食物與菸酒。日常共食,自然地建立起個人關係與社群的連帶,並修復在外打拼的身心狀態。老鳥成員會對菜鳥展示一種「肯認」的態度——一面認命自己已被社會排除,若不願意工作便是在街頭乞討,另一面則肯定這種透過街賣實現自力更生的生命態度。

在我到訪新巨輪的其中一天,我便看到這群老鳥成員是如何在餐桌上支持新來的菜鳥:

老鳥成員們在餐桌前看著新聞吃宵夜,新來的阿孫看到空位便坐了下來,對老鳥們講述著第一天工作的感想:

「我今天在百貨公司那邊賣,之前有些朋友就住在附近,我帽子都壓得低低的,很怕被熟識的認出來餒!」

一旁用電磁爐煮著燒酒雞的阿山說:「免感到拍謝啦!我十幾年前一開始也是這樣阿,後來想開了反正就是好好做生意,我們不偷不搶的,真的啦。」

小恆叼著煙道:「對啊!大哥我跟你說我賣抹布賣了十幾年,找不到其他工作嘛,習慣了就好!還有那個輪椅一天坐久了腳會痛,你外面藥局買個止痛藥就沒問題了啦!大家會痛的都這樣吃。」

共生家園確實無法剛剛好放入我們熟悉的典型家庭框架中,我的研究發現,台灣中小企業特性——帶有「家庭」味道的企業——反倒成為「共生家園」的利基:他們先是不折不扣的街賣團體,再一步步把家的味道累積出來。被傳統家庭流放又無法被福利制度接住的底層障礙者,都需要穩定的社會關係和生活空間,都懷有情感連結的渴望。這些生而為人的基本需求卻都可以在這裡實現。即便有些成員受限於傳統家庭框架,不承認共生家園是一個「家」;但是,在他們放眼望及的生活機會中,卻沒有比共生家園還更像「家」的地方存在了。

共生家園提供的這些安穩,從社會主流的角度望去微不足道。人們甚至難以去相信這些共生家園中的障礙者,也感受著有尊嚴的生活。但這種主流想法忽略了,共生家園堪稱都市特有的「社會安全網」,在有限的機會下,卻能相對有效地將艱困生活的人們聚集起來,帶給他們自立的機會,也重新想像並實踐家的多元可能。這種家園並不光鮮亮麗,但也不如外界想像的卑躬屈膝。共生家園接住了這些障礙者,給予他們回歸社會的一絲希望。成員靠著烈日下勞動的勤懇身影,與鐵皮工廠下的互助支持,終於共同打造出能夠安身立命的家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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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上智說明:本文擷取自周上智的碩士論文。論文發表年:2019。系所:台北大學社會系碩士班。指導教授:張恒豪。論文標題:《共生家園如何共生?障礙街賣者的社群生活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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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轉載自「障礙研究五四三」https://ds543.home.blog/2020/07/12/%e9%9d%9e%e5%85%b8%e5%9e%8b%e3%80%8c%e5%ae%b6%e5%9c%92%e3%80%8d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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