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會排除下，障礙者如何「共生」？
作者：周上智（台北大學社會學碩士）
「街賣」，是一種在特屬於都市街頭的行業，販售日用品、點心，甚至雜誌的流動攤販，多由「老、殘、窮」等的弱勢人口從事，並被詬病是在販售「愛心」和「同情」，從中遠超過市價的定價中賺取豐厚利潤。
2016年，一個以障礙者為主的街賣團體主動曝光於媒體螢光幕前，正式立案為「台灣新巨輪服務協會」（以下簡稱新巨輪）。協會理事長阿宗稱呼他們這種障礙者互助的生活形式為「共生家園」。2018年五月，新巨輪卻遭人檢舉在鐵皮工廠中違法居住。面臨被拆遷，新北市政府要求他們離開十五年來胼手胝足打造的「家園」。
（周上智說明：「共生家園」一詞，並不是由我提出，而是共生家園成員他們採用的詞。這些成員在媒體訪問的時候，稱他們的群體為「共生家族」，後來才改用「共生家園」。）
這個匯集「老、殘、窮」弱勢團體的遭遇，迅速佔據媒體版面。在多方行動者的聲援下，新巨輪的命運暫時以緩拆落幕。新巨輪後來跟相關部門的安置媒合失敗，無法協調出兩方滿意的方法；2020年一月，新巨輪已默默地搬離了當初的據點。不過，筆者的碩士論文以「共生」為題，在當時仍未拆除的鐵皮工廠中進行參與觀察和訪談，探討位處社會邊緣的障礙者們如何「共生」。
初入田野的諸多疑問中，我心中最好奇的問題，就是這個自稱「共生家園」實際上如何運作。這個家園真的是一個家嗎？這個家如何維持，如何持續再生產？因為對「家」的好奇，我很快提出下個疑問，「什麼才是家？」。主流的傳統社會中，家必須由血緣親族元素構成，必須擁有生產（繁衍）與再生產的重要功能。但共生家園的組成卻是由「社會排除」——特定群體面對的長期失業或就業不穩定，不只造成經濟狀況上的貧窮和匱乏，還延伸到社會參與面向的剝奪——及「身心障礙」互相交織而成。非典型家園的生產與再生產，是為了維繫整體的續存。家園的心臟是街賣工作；家園的血肉是成員間的個人情感連結。
「共生家園」如何運作？
「家園」主要資金來源，是街賣工作得到的收入：家園將貨品直接交與成員出外銷售，回來時再清點貨品的數量和當日業績。每賣出一包、收回的一百元中，五十元當作成員自己的收入，另外五十元交給「家園」，支應日常的支出。成員除了使用電動輪椅的固定維修費用外，無需再繳交其他費用。貨品、水電、網路Wi-Fi、房租等等，以及負責維護環境、包裝商品、和開車接送等非街賣的雜工收入，都是由「家園」收下的每包五十元支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擔任雜工的人，身體能力比街賣者更好；這些人因為種種原因，無法找到其他工作，便被找進來家園，擔任輔助街賣者的角色。
有求必應、使命必達的老田
共生家園成員之一，「老田（化名）」，左手先天比較無力，右手無名指過去因做工時被機器壓扁只剩下兩節，領有身障手冊，但仍不至於失業。在一場車禍過後，老田變得記不住事情，工作也開始時有時無。在新巨輪理事長阿宗的邀約下，老田到了新巨輪做包裝。一做，便是15年。老田一早就會坐在工廠門口旁包裝商品，全年無休。放假沒出去工作的成員有需要，都會到老田旁邊吩咐，讓他跑腿到隔壁的雜貨店買菸、酒、便當、零食及衛生紙等等日常用品，或到巷口的洗衣店烘洗衣服，維持成員個人房間的衛生。老田有時候騎著四輪機車，載成員到亞東醫院看診。老田的薪水一天就是固定在千元，全年無休，除非颱風天、大豪雨，阿宗便會要全體成員都放上一天的假。
除了老田，家園中還有兩位負責不同工作，但同樣協助打點日常生活的雜工。他們扮演著維持共生家園內「再生產」功能的角色。所以「共生」便是在這樣互相依賴、支持的生活邏輯下浮現。一直作為團體領導人的阿宗，在他有意打造的公共空間中，置入了具有具有家庭意象的電視機、餐桌、煙灰缸、瓦斯爐及冰箱等等傢俱。不在室內抽菸的軟性規定，以及室內空間狹小的物理限制，使成員從各自的世界「走出來」，走進這個社交空間跟其他人交陪，分享街賣中遇到的友善與冷漠、人生的瀟灑與落魄。
餐桌上的陪伴如何打造「安穩」
每日早晚，成員們都在餐桌上彼此分享食物與菸酒。日常共食，自然地建立起個人關係與社群的連帶，並修復在外打拼的身心狀態。老鳥成員會對菜鳥展示一種「肯認」的態度——一面認命自己已被社會排除，若不願意工作便是在街頭乞討，另一面則肯定這種透過街賣實現自力更生的生命態度。
在我到訪新巨輪的其中一天，我便看到這群老鳥成員是如何在餐桌上支持新來的菜鳥：
老鳥成員們在餐桌前看著新聞吃宵夜，新來的阿孫看到空位便坐了下來，對老鳥們講述著第一天工作的感想：
「我今天在百貨公司那邊賣，之前有些朋友就住在附近，我帽子都壓得低低的，很怕被熟識的認出來餒！」
一旁用電磁爐煮著燒酒雞的阿山說：「免感到拍謝啦！我十幾年前一開始也是這樣阿，後來想開了反正就是好好做生意，我們不偷不搶的，真的啦。」
小恆叼著煙道：「對啊！大哥我跟你說我賣抹布賣了十幾年，找不到其他工作嘛，習慣了就好！還有那個輪椅一天坐久了腳會痛，你外面藥局買個止痛藥就沒問題了啦！大家會痛的都這樣吃。」
共生家園確實無法剛剛好放入我們熟悉的典型家庭框架中，我的研究發現，台灣中小企業特性——帶有「家庭」味道的企業——反倒成為「共生家園」的利基：他們先是不折不扣的街賣團體，再一步步把家的味道累積出來。被傳統家庭流放又無法被福利制度接住的底層障礙者，都需要穩定的社會關係和生活空間，都懷有情感連結的渴望。這些生而為人的基本需求卻都可以在這裡實現。即便有些成員受限於傳統家庭框架，不承認共生家園是一個「家」；但是，在他們放眼望及的生活機會中，卻沒有比共生家園還更像「家」的地方存在了。
共生家園提供的這些安穩，從社會主流的角度望去微不足道。人們甚至難以去相信這些共生家園中的障礙者，也感受著有尊嚴的生活。但這種主流想法忽略了，共生家園堪稱都市特有的「社會安全網」，在有限的機會下，卻能相對有效地將艱困生活的人們聚集起來，帶給他們自立的機會，也重新想像並實踐家的多元可能。這種家園並不光鮮亮麗，但也不如外界想像的卑躬屈膝。共生家園接住了這些障礙者，給予他們回歸社會的一絲希望。成員靠著烈日下勞動的勤懇身影，與鐵皮工廠下的互助支持，終於共同打造出能夠安身立命的家園。
周上智說明：本文擷取自周上智的碩士論文。論文發表年：2019。系所：台北大學社會系碩士班。指導教授：張恒豪。論文標題：《共生家園如何共生？障礙街賣者的社群生活》。
